王安石开始，阐述为中庸之道，变成君子修身处世之法。

即“极高明处而道中庸”，高明是内圣，是用于立身处己的，中庸是外王，是用来待人处世的。

这个观点被洛学所攻击，认为王安石割裂中庸之道。

程颐骂了王安石很久，但估计晚年也想通了，把自己注解的《中庸》直接焚毁。

吕大临注解了《中庸》，谎称是程颐所作。

陈渊的老师杨时最初是王安石的弟子，后来转为学习二程。杨时捡起吕大临的著作，疯狂批判王安石的中庸是堕入佛家。

更有意思的是，朱熹身为杨时的徒子徒孙，却说杨时才是堕入佛家，又说王安石虽稍显割裂却无大问题。

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不仅传承洛学，还带着许多新学影子。因为他的师祖杨时，本身就做过新学弟子，本身就带着大量新学思想。

杨时为了与新学撇清关系，偶尔会鸡蛋里挑骨头，朱熹却非常平和的纠正过来。

支使官吴懋突然说：“先生何不注《中庸》，著一本《中庸章句疏义》？”

“我的学问不行，只能试论之。”朱铭微笑道。

朱熹的《中庸集注》，直接抄就行了，没有哪里讲得不对。

其实《中庸》原文就讲得很清楚，君子的中庸是“执中”，小人的中庸是“无忌”。

即君子讲中庸，有一套自己的坚持，能始终不偏不倚秉承正理。

而小人讲中庸，内心毫无坚持，行事无所顾忌。

孔子就说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后世人们理解的中庸，恰好是小人的中庸。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抛弃底线而圆滑处世，还自诩贯彻中庸之道。

一直从上午讲到下午，朱铭饿着肚子讲，众人饿得肚子听。

皇帝禁学禁书，朱铭讲别的就是，反正他讲的是“新学”。

《中庸》和《大学》经过宋代大儒重新阐释，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深远了，可以说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即便是没怎么读过书的中国人，不懂什么中庸、大学之道，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也会向这两本书靠拢。真正做到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

甚至是国家施政，也暗合其道理，不自觉的受这两本书影响。

“诸君，今日讲完，有缘再聚，”朱铭朝着众人拱手，“吾完婚之后，便离开金州。婚礼一切从简，只请几桌亲友。诸君也莫要赠送贵重礼物，写首诗词相赠即可。若我成婚，能凑齐五百首诗词，也不失为一桩雅事。”

“当为先生作诗以贺！”众人说道。

朱铭又言：“实在写不出来，打油诗也可凑数。”

“哈哈哈哈！”

众人大笑不已，在欢快的气氛中散去。

朱铭依旧住在州衙内宅，反正新任知州还没到任。

他用三天时间，把朱熹的《中庸集注》抄下来，只略微增删少许细节，把明代的一些思想也加进去。

这个版本，以朱熹的理学为主，本身就融合洛学和心学，是宋代中庸之学的集大成版。

同时朱铭又撰写《性命说》，以王安石的学问为主，又掺杂朱熹的阐述，再加入部分阳明心学，彻底弥合王安石学问的割裂感。这篇文章按照正常发展，就算有人能写出来，至少也应该出现在明末，它是对前面四百年学说的融汇完善。

特别是“性太极，情阴阳”，完美解构性本论。传播出去肯定引起争议，它违背了性善说，但又符合儒家思想。赞同的人肯定很多，反对的人也不会太少，平时探讨学术，两帮人估计能打出了狗脑子来。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那四句，也被朱铭正式抛出。但被朱铭篡改，“心”改为“性”，“意”改为“情”，其实都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