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时机未到，因此就没有对丁忧之制动手。”

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担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

“丁忧”一词最早出自《晋书·袁悦之传》，也称“丁艰”。

“夺情起复”，又称“夺情”，乃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

换言之，为了应对各种局势，“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如《周书·王谦传》：“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

只不过历史上少见文官夺情，常常发生在战场将士身上，丁忧制度不应用在战场上面，古人称之“墨绖从戎”，又称“金革之事不避”，意思是百善孝为先，金革之事不避，舍孝尽忠。

由于明朝建立之初所面临的情况与唐宋时已大不相同，故而朱元章时代制定的丁忧制度与前朝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不许武将丁忧、期亲奔丧、提高母服三个地方。

洪武初期天下尚未一统，北方仍在元朝控制下，朱元章规定武将不许丁忧，主要是为了防止武将用回家奔丧的理由逃避战事。

而古代是宗族社会，叔伯兄弟众多，因此期亲之丧频见，如若凡是宗族里有长辈去世就要回去奔丧的话，于国于家都不便，所以朱元章规定官吏除父母、祖父母去世需丁忧三年之外，其余宗族长辈去世，一律不许奔丧。

洪武初年依照唐宋之礼，规定父服斩衰三年，母服齐衰三年，庶母服缌三月。

古代丧服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斩衰（cui，音同催）、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因此，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丧服，其次是齐衰，最后是缌麻。

到了洪武七年时，朱元章对传统的丧服之礼进行改革，无论父在否，子为父母、庶子为生母、子为继母、养母，未出嫁女子为父母皆服斩衰三年。

朱元章的这次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丧礼“家无二尊”的传统，大幅提高母服，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

而朱高煦知道，提高母服的这一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假如一个庶出的男子，既有生母、养母，又有嫡母、继母，加上其父在内，那么他这一生理论上就要服斩衰累计十五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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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理论上，实际可能庶出子只会为其生母、嫡母、父亲各服斩衰三年，但这也累计九年了。

因此，这一点在朱高煦看来，是必修要改动或者明确的。

至于历史上明代的夺情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皇帝对夺情有不同的做法。

洪武年间由于大明刚刚建国，朱元章着力于恢复中华、重整礼法，因此在位期间严格遵守制度，基本很少出现夺情的情况，即使是为明朝建立下大功的刘基、宋廉等人在需要回家丁忧时也没有被强令夺情。

到了永乐年间，因迁都、北征事情庞杂，朝廷急于用人，朱棣开始对大臣们夺情。

永乐之后宣德、天顺年间夺情也比较普遍，一是这段时间北方边患比较严重，二是又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等事。

到后面成化年间，由于天下已经逐渐稳定，加上夺情引发的礼法问题，所以往后的夺情就慢慢变少了。

历史上明朝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以阁臣、尚书、侍郎、地方巡抚、都御史等高品级的官员为主。

只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礼法问题，比如历史上万历年间张居正因为夺情之事，便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

而朱高煦这个人做事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