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也宣称“尔吕宋部落无故贼杀我漳、泉商贾者至万余人”，实属严重罪行，但考虑到对方认罪态度较好，况且“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竟然为对方的暴行进行辩解。

殖民当局见到这份“问罪状”如释重负，自此看清明朝色厉内荏、糊涂颟顸的本性，在之后剥削、屠杀华人的行动中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去世明朝没有向西班牙还击也有深层次的原因。在17世纪，美洲白银的流入，加上大明朝廷超量印发宝钞，彻底击垮了以宝钞为基础的明朝信用货币体系。所以自嘉靖后期，国家货币财政开始陷入危机。

但是在宝钞制度名存实亡和盐引制度被废除后，大明朝廷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发行公债或信用货币来解决财政赤字。而且万历三大征也耗尽了帝国的元气，已经无力对外征伐了！

根据达维南特的计算，17世纪的英国，政

府每年收入的330万英镑中，仅来自海外贸易的进口税就大约有130万镑，约占39。14。而光荣革命后，政府得自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收入每年可达200万英镑。同期荷兰公民在战时缴纳给政府的赋税占年收入的比例超过13，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

而同时代的中国情形却不然。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在并入许多杂项税目后，总计约银2100万两；役银1000多万两；盐课价值200万两，杂色项目400万两。向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主要征收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列入杂色项目之内，分别为34万两和7万两，两项总和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11左右，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90。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明代末年，在朝廷官员和士绅阶层的掩护下，国家根本无法从商人集团的发迹中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出面支持对外扩张和贸易掠夺的“决心”和“意志”明显不足。

晚明的几位皇帝对于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虽然嘉靖时期统治者解除了海禁，海上私人贸易被合法化，但是大明朝廷不但没有形成以国家的名义对外扩张的企图和欲望，而且对于中国海外的贸易势力，也不给予任何支持。

简单来说，大明政府没有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得足够的利益，因此对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则视为麻烦和累赘；虽然西班牙人屠杀了2万5千华人，但毕竟这些华人并不在明朝本土。

而与西班牙人交恶的后果，明朝万历皇帝和官吏是看得很清楚的——明朝巡抚南居益认为“夷舟坚铳大，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军将领朱文达认为“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

也就是说，明朝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这些海外华人引起边境动荡，因为为这些海华华人出头并没有什么实际好处，反而可能导致与西班牙人的战争。

不过虽然力有不逮，但明朝也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表示，虽然做的并非完善，但至少是负责任，有担当的。而1639年菲律宾西班牙人第二次屠杀华人距离崇祯皇帝殉国只有五年了，明朝政府已经内忧外患，无力声讨了。可见中国之强弱，与海外华人也关系菲浅。